本文转自【朝阳少侠】；
特朗普时代已黯然落幕，但美国前政府已经给中美关系埋了太多雷，需要排除；烧了太多桥，需要重建；放了太多毒，需要清瘟。
寒冬将尽，春日可期。时令恰似天下大势与中美关系——疫后复苏道阻且长，但也不乏和风暖阳。
无论一些美国反华政客怎样歇斯底里秀下限，中美两国人民始终对彼此怀有朴素的感情，双方寻求友好交往、互利合作的努力从未停歇。
即便在世界仍深陷冷战之中的1970年，毛主席在会见美国记者斯诺时也曾表示：“中美两国总要建交的。中国和美国难道就一百年不建交啊？”
美国前总统尼克松也曾说过：“我们改善同北京的实际上的关系，这肯定是对我们有益的，同时也有利于亚洲和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今天，中美关系再次来到拨乱反正、重返正轨的历史十字路口。破坏只需要任性和偏执，但重建却需要勇气和智慧。此刻，时代呼唤两国有识之士理性辩论，共商新形势下的中美相处之道。
▲独家视频 | 五十载中美同行，大咖谈亲身经历
2月22日，中国公共外交协会、北京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在外交部新闻发布厅共同主办了“对话合作，管控分歧——推动中美关系重回正轨”蓝厅论坛。中美各界大咖百家争鸣，为两国关系发展贡献真知灼见。少侠特奉上现场重磅一手资料，以飨读者。以下言论仅代表嘉宾个人观点，不代表“朝阳少侠”立场。
1、中美关系无法回避竞争因素
麦克福尔（美国前驻俄罗斯大使、斯坦福大学弗里曼斯波格里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
现在的美中关系应是处于冷战1.0和2.0之间的位置。
美中关系与曾经的美苏关系存在巨大差异。首先，双方的意识形态差异比冷战时期弱很多。第二，美中在经济上高度依存。这种情况在冷战时期的美苏之间是不存在的。第三，美中迄今没有打代理人战争。
傅莹（外交部前副部长、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
那种恶性的、以完全压制甚至消灭对手为目标的对抗性大国竞争曾多次出现，导致零和博弈甚至战争的结果。放在大历史的进程中看，这种竞争结果是双输的，中美不应重蹈覆辙。
中方不惧怕竞争，但不赞成搞战略竞争，需要培养良性的、有规则的竞争。正如习近平主席在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议程”对话会特别致辞中指出的，要“提倡公平公正基础上的竞争，开展你追我赶、共同提高的田径赛，而不是搞相互攻击、你死我活的角斗赛”。
2、中美关系互信缺失有其深层次原因
弗里德曼（《纽约时报》专栏作家）：
过去40年中有30年时间，中国一直向美国出口“浅层次产品”（shallow goods），如服装、鞋袜、太阳能板等。而美国则向中国出口“深层次产品”（deep goods），如计算机、软件、芯片等。
但过去10年中，中国开始提供高端工程技术产品，也就是“深层次产品”，如华为所代表的高端技术产品。提供“深层次产品”时，两种制度之间的价值观差异就成为了难以逾越的结构性问题，华为的故事只是冰山一角。
方大为（布什美中关系基金会总裁）：
关于信任，尤其是两国之间的信任，比较好的定义是一国对另一国的善意推定，而非条件反射般地从最坏的角度出发和理解对方的意图。
美中在许多领域都有共同利益，也有许多不同利益。但美中信任问题绝不仅仅是利益之争造成的。文化、意识形态、外交风格、沟通语言等方面不同，才是造成信任问题的深层次原因。我们需要辩证地看待这些差异。
中国是美国不可缺少的伙伴，彼此都非常需要对方，我们必须基于各自利益采取合作态度。中国绝对不是我们的敌人，美国也绝不应该将中国变成敌人，否则这将是美国最大的决策失误。
傅莹（外交部前副部长、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
中美要建立基本的政治互信，最大难题是如何准确判断彼此的战略意图。美方的心结在于，担心快速成长的中国有称霸世界的野心，认为中国要取代美国领导世界。无论中国怎样努力阐述自己的和平发展意图，美方都不愿相信，因为美国自己秉持追求世界领导地位的强权理念，因此也用这样的镜像去猜度任何对美国构成追赶之势的国家。
美国国内目前的困难不是外界造成的，而是其国家的内外政策失误的结果，包括这些年对外的战略透支，内部社会分配不均，党争难以弥合，贫富差距不断扩大，这些都需要美国人自己努力去解决。我们已经看到美国社会正在严肃探讨并努力解决这些问题。美国要想克服困难，走出困境，需要一个过程。美国毕竟对世界有很大影响，它自身遇到的困难难免会发生外溢，波及国际形势和其他国家，对此我们需要有所认识和警惕。
王缉思（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院长）：
去年，我们目睹了美国两个政党之间的激烈争执，这反映出他们之间深深的不信任。他们在同一国家都彼此不信任，那么具有不同历史、政治制度、商业惯例和文化价值观的中美两国如何才能相互信任？
王义桅（中国人民大学国际事务研究所所长）：
我认为理解中国共产党是建立中美政治互信的关键，因为美国对中国战略意图的判断集中在对中国共产党的误解和误判。
中国共产党将中国传统文化的天人合一思想上升到党和人民合一，注重借鉴西方政治文明并实现本土化、时代化和大众化。林肯总统强调“民治、民有、民享”，孙中山先生将其发展为“三民主义”，中国共产党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强调以人民为中心（in the people）；强调做先锋队（before the people）；强调做人民公仆、享受在后（after the people），从而更加丰富了林肯的思想。中美之间不应是两种模式的竞争，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1、重塑政治互信
鲍尔森（美国前财政部长）：
美中应实现“精准对等”，承认竞争，同时反对对抗性竞争。美中应决定如何以及在哪些领域竞争，并在共同关心的领域开展合作，最大限度降低发生破坏性冲突的可能性，极力防止供应链、规则和标准脱钩，避免形成新的“经济铁幕”。
希望两国重启小范围、高层次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确保取得切实成效，并共同致力于推动世贸组织改革。
陆克文（澳大利亚前总理）：
美中应建立“有管控的战略竞争”联合框架，降低竞争升级为公开冲突的风险。美方应重新严格遵守“一个中国”政策，终结特朗普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挑衅行为。
帕特尔（美国亚洲集团首席执行官）：
不管是在领导人层面，还是在各个部门层面，我们都更需要坦诚，开诚布公地表达彼此战略关切，形成共识。我们需要的是一种高质量的，以彼此真实意图为基础、在深度了解基础上进行的战略性对话。
麦克福尔（美国前驻俄罗斯大使、斯坦福大学弗里曼斯波格里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
对美国来说，最大的误判和决策是越南战争，美国完全没必要通过打这场战争去赢得冷战。另一个错误是麦卡锡主义，美国的亚裔至今仍在受到威胁。我们必须避免重蹈覆辙。对于冷战教训，我们应明白哪些值得效仿，哪些要避免，哪里要合作，哪里要竞争。两个轨道是能并行的，美中应建立有效机制，减少误判，争取双赢。
傅莹（外交部前副部长、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
中美关系面临诸多困难，要想重回正轨，重建互信是前提。
整个世界都在关注中美两国，不论是美国的盟友，还是中国的朋友，没有哪个国家愿意看到中美两国之间展开斗争。美国重返多边主义是受大家欢迎的，但其目的应该是与中国和盟友团结在一起，共同促进世界发展。中方是愿意看到这一点的，同时中方也愿意跟美方重启合作。我觉得中美双方要同时关注到这是大势所趋。
章百家（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
我想探讨这样一种可能，即在中美之间建立一种有规则的竞争与合作并存的关系。我们可把它称为“竞合关系”，这是一种新型关系。
大国间的竞争是严酷的，但未必是零和博弈。中美两国应避免将竞争对手升级为敌手，逐步建立起竞合关系。这取决于三个方面的因素：
第一，联系与矛盾交织，“剪不断，理还乱”可说是对当前中美关系困境的写照。在这种情况下，按领域和问题切割竞争与合作，不失为一种解决办法。
第二，在中美正在展开的竞争或博弈中，双方都有一定回旋余地。这主要是因为双方的目标并不完全属于同一层次，未必是全面的战略竞争。如能客观认清这一差别，两国就可以跳出“修昔底德陷阱”，各得其所，实现双赢。
第三，中美这样两个具有不同历史、文化、制度背景的大国要形成一种良性竞争与合作并存的新型关系，在世界历史上可谓前所未有，非常不易。
陈东晓（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
对中美两国而言，讨论重塑政治互信，不仅要针对双边层面的结构性问题，同时要着眼建立新的全球合作议程。中美都是对当今国际体系具有系统性影响的关键力量。
为重建信任，要准确识别、揭示当今国际社会信任缺失的四个主要源头。一是分化加剧引发不同群体间失去信任。二是炒作意识形态对抗，加剧对国际合作失去信任。三是对科学主义和理性主义失去信任。四是对传统主流媒体的公信力失去信任。
160年前，美国总统林肯留下名言，“当面对新问题时，我们要以新思维和行动与时俱进”。同样，当人类社会发展面临新的共同问题时，中美两国更加需要以新的思维和行动与时俱进，重建信任，共担责任。
阮宗泽（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常务副院长）：
有一点对中美建立信任非常重要，即中美完全可以有共同的朋友，不必把这个世界一分为二。一些美国人企图用冷战方式搞集团、拉帮结派，妄图以意识形态重新建立围堵中国的团体，这是不可能实现的，其他国家也不会甘愿选择完全跟着美国对抗中国。
亚太地区不应成为中美角斗场，而应成为中美建立新型合作共赢关系的试验场。
过去100年的历史说明，中国的道路是中国人民的选择。如果对中国制度不尊重，就是对14亿中国人民不尊重，这可能会导致巨大的不可饶恕的错误。中美需要重新出发，需要勇气，需要智慧。我相信过去100年的历史也证明了中美两种制度、两种意识形态、两种道路完全可以共同和平发展。
2、重建经贸均衡
葛国瑞（中国美国商会主席）：
过去的历史经验表明，经贸关系是中美关系的“压舱石”和“推进器”。真诚希望两国各界可以利用美国新一届政府上台的契机，通过对话合作管控分歧，重建经贸均衡，共同推动中美关系重回正轨，为两国工商界创造更加稳定、可预测的营商环境。
迟福林（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
我认为，重建中美经贸均衡关系的前提之一，是客观判断双方未来经济发展的趋势。未来五到十年，中国消费导向的转型新趋势将形成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动力，并对改善中美经贸关系产生积极影响。
第二，中国将成为全球最大服务业市场。未来五到十年，中美服务业市场逐步由双向互惠开放到对等开放，在共同营造非歧视的公平竞争环境上相向而行，是重塑中美经贸关系的战略选择。
最后一点判断，中国将成为全球最大的服务贸易大国。
朱民（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副总裁、中国人民银行前副行长）：
作为世界上最强大的两大经济体，在宏观政策上开展合作以推动增长，并为金融市场提供稳定，是中美两国必须要做的事。
陈文玲（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总经济师）：
贸易平衡不是中美两个国家的问题，而是全球性的问题。美国现在从102个国家进口商品，它对102个国家都有贸易逆差，而不仅是中国。美国制造业生产的产品只能满足美国市场不到40%的需求，所以60%以上的需求需要进口。这完全是刚性需求，是市场行为。美国的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和离岸贸易加起来仍是世界第一。
布林肯国务卿说，中美各退一步，立正稍息想一想再进一步。中美经贸关系如胶似漆、紧密相关，实际上谁也离不开谁，谁也征服不了谁，所以我们要正视现实。退一步海阔天空，退是为了更好地进，反思是为了更好的合作。如果稍息立正以后的姿态仍然是遏制中国，那么我认为在经贸问题上美国不但没有出路，反而会遭受重大损失。
弗里德曼（《纽约时报》专栏作家）：
我们应该给华为提供一个渠道（pathway），让华为解释清楚，华为是能够满足美方关切的良好企业公民（good corporate citizen）。一味判处华为等中国领先通信技术企业“死刑”是极不明智的。我们要为中国领先的通信企业提供渠道，尊重他们的能力，否则将会竖起一道芯片领域的数字柏林墙。
3、重启人文交流
欧伦斯（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会长）：
我们总可以通过一些具体细小的步骤来重塑政治互信。我主张拜登政府应撤销特朗普政府在大选失利后对华采取的所有行政措施。
拜登政府已采纳了其中部分建议：如取消对微信和TikTok的行政禁令，并禁止使用诸如“中国病毒”之类带有种族主义歧视的词汇。这些都是细小而向前的步伐。
希尔斯（美国前贸易代表）：
解除对留学生和媒体的限制也很重要，这能让我们减少敌对情绪，加强相互理解。老布什总统在2007年出版的《中国日记》中写道：我的梦想是两个大国持续合作实现全面的伙伴关系和友谊，为世界各地人民带来和平与发展。让我们共同期待，中美双方能够通过合作实现这一目标。
张之香（中美教育基金会创始主席、美国首任亚裔大使）：
人文交流对重建美中互信至关重要。如果美中关系能迎来重启，也一定是以人文交流为开端的。我们最主要的责任之一就是构建两国相互理解和信任的桥梁，避免误解和信息误差。
麦克福尔（斯坦福大学弗里曼斯波格里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
要纠正特朗普政府末期以情报搜集为由，拒签中国赴美交流学者的做法。
李君如（中央党校前副校长）：
第一点，重塑中美互信一个很重要的途径，就是要重启中美人文交流。
第二点，重启中美人文交流，最重要的是价值观交流。集体主义对于中国人民来讲，是一种价值观，更是一种生存方式。这和美国崇尚个人主义，显然是不同的。
第三点，中美重启人文交流的最大意义，就是能够让双方听到对方人民群众的声音，使中美两国人民增进相互了解、减少误解，成为两国政治家推动两国关系健康发展的基石。
姚明（中国篮球协会主席）：
其实有分歧并不可怕，重要的是我们要思考如何解决好这些分歧，并采取有效行动。两国之间的关系在依靠合同、条款等约定之上，更需要通过两国人民之间的接触、交流等人文方式加强相互了解，在沟通的过程中求大同、存小异，最终赢得彼此的尊重和信任。
郎平（中国女排总教练、中国排球协会副主席）：
18岁那年，我被选进了中国女排。一年后，作为中国女排的一员，我第一次去美国，和美国女排打交流比赛。访问让我深刻体会到，运动场上我们是对手，为争胜拼尽全力，但走下赛场我们是朋友，都是为了最好的排球去努力。
体育是没有国界的，它更是一种交流，帮助我们增进了解和友谊，并通过共同努力让排球运动发展得更好。
【蓝厅论坛】是外交部创建的政府、企业、学界、媒体及公众等中外各界沟通交流的平台，旨在为社会各界就中国外交政策等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讨论建立新渠道。论坛取名于活动举办地外交部南楼“蓝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