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为什么日本企业不能也不愿退出中国？
在拜登政府开始执政后，关于其未来贸易政策及涉华政策的讨论一直是媒体关注重点。香港《亚洲时报》网站近期刊发题为《为什么日本企业不能也不愿退出中国》的文章，从日本这一第三方视角切入，分析美在供应链、产业链领域“排除中国”的企图为何难以成功。文章摘编如下：
随着贸易战的迷雾消散，中国智胜特朗普政府的事实变得愈发清晰。特朗普曾千方百计使日本脱离中国商贸轨道，这一点尤为突出。
尽管特朗普的“对华脱钩”措施以美国为中心，但他曾多次劝诱日本加入这场“战斗”。2012年至2020年担任首相的安倍晋三也乐得听命。
安倍实施了一项雄心勃勃的“企业回归本土”计划。他的任期于2020年9月结束，在其任期的最后半年，他大力推动与新冠疫情有关的供应链回流，并向那些从中国带回就业岗位的企业提供补贴。
从日本贸易振兴机构（JETRO）2020年9月的一项调查结果来看，这一计划进行得并不顺利。该机构发现，只有7.2%的在华日企打算或考虑将生产线转移出中国。这比2019年的数字9.2%还要低。
实际数字大概更低。鉴于日中两国不睦已久，如果企业决策者想减少与中国的关联度，他们没有理由不愿意承认。因此，认真在东中国海另一边——日本——寻觅生产地点的制造商数量要少得多。
与中国“脱钩”不切实际
安倍——还有特朗普——的团队本该从丰田汽车公司身上看出这种政策毫无用处。崇尚自上而下的日本喜欢有先例可循，而丰田汽车是日企的全球先锋，最具借鉴意义。
早在2015年，丰田汽车总裁丰田章男就重申，增长点哪里，公司就到哪里。这就意味着在中国做生意——当年是这样，现在依然是这样。那一年，丰田汽车计划斥资14亿美元开设新厂，中国经济是主要受益者。
就在2020年5月，丰田汽车公司还在中国加紧设厂。一个月后，丰田汽车宣布与五家中国内地公司成立合资企业，开发商用车燃料电池系统。
其合作伙伴当中包括中国一汽和广汽集团。10月，丰田同意向广汽供应汽油-电力混合动力系统。这是它首次与国外企业分享这项技术。
▲资料图片：位于天津开发区的一汽丰田生产车间（新华社）
日本对中国的依存反映了经济现实。二十年前，日本的经济产出是中国的四倍。十年后的2010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超过了日本。现在，中国的经济规模大约是日本的三倍。看看是谁在购买日本的大部分商品就知道，与中国“脱钩”根本不切实际。
大和综合研究所的经济学家斋藤直人说，尽管“避免过度依赖”中国是日本企业决策者们的一个重要目标，但他们“不考虑”在中国市场从事制造活动是不可想象的。
选择留下，学会与中国共处
哈得孙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约翰·李说：“事实上，国际企业似乎早就谙熟各类风险，经济回报抵消了这些风险。”
约翰·李指出，总的来说，“即使在美中经济关系最紧张的时期，全球各地的外国直接投资也在持续流向中国”。他说：“这些企业留在中国的原因不难理解。”
而这一切都发生在日本政府和特朗普政府施加巨大压力的背景下。白宫禁止企业向中国电信巨头华为出售美国产品。在特朗普政府的敦促下，安倍政府开始向退出中国的日本企业提供至少22亿美元的补贴。
2020年8月，安倍称：“绝对有必要加强日本境内的供应链并使海外供应链多样化，以确保更多的供应来源。”安倍认为，供应链的变化“需要辅以长远眼光，不能仅仅是削减成本、增加利润”。
安倍继任者菅义伟一直推动让东南亚成为日企的投资备选地。事实上，从任天堂、京瓷到理光、夏普，众多知名日企都将部分生产线转移到了越南和泰国。
然而，没有哪个其他备选地能匹敌中国的规模。鉴于中国成功遏制了新冠疫情并在2020年实现2.3%的正增长，以及预计今年会增长8%，日本企业似乎不会有打道回府的动力。日企决策者们似乎领悟了特朗普和安倍都没有领悟的道理：要学会与中国共处，而不是成为美中紧张关系的象征。
追随全球需求而非随政治起舞
如今的情况既反映了中国的崛起，也反映了日本错失机会。
在日本人口不断萎缩和老龄化、高税收、土地和劳动力成本上升、生产率长期走低情况下，如果安倍能够利用其将近8年的执政时间，成功打造出新的市场模式，那么丰田这样的日本企业或许会乐于“回归本土”。
由于安倍没有建树，跨国企业根本不想在亚洲第二大经济体进行生产。
2021年，人们赫然发现，贸易战——或者安倍对特朗普的阿谀奉承——丝毫未能使日本疏远中国。
2月10日，《日经亚洲评论》杂志揭示了特朗普和安倍肯定害怕看到的结果，讲述松下公司自1987年以来如何始终认准中国。当年，这家已有103年历史的电子产业巨擘与中国签署了合资协议。如今，松下在中国市场营收160亿美元，占其总体营收整整四分之一。
时任董事长松下幸之助的这一大胆举动在今天看来十分英明，因为中国生产全球一半的冰箱和洗衣机，以及85%的空调。不过在此过程中，海尔和美的等中国本土巨头逐渐占据国际家电领域的主导地位。
▲上海松下居住体验中心外景（新华社）
这促使那些看到了商业不祥之兆的日本企业进行调整并向高端市场迈进。一个很好的例子是：松下加大了在电池领域的投资力度。
尽管松下的强项一直是电器、照明、无线电和电视方面的发明与创新，但事实证明，其真正的本行是尖端充电电池研发。
2014年，当特斯拉汽车公司的埃隆·马斯克开始在内华达州沙漠建造首个电池“巨型工厂”时，松下在其合作伙伴名单上高居榜首。对松下来说，可再生能源领域的创新事关追随全球需求走向。它依靠的是让“安倍经济学”和“特朗普经济学”均望尘莫及的老办法。
重启与中国的关系
特朗普和安倍均奉行20世纪80年代那种“滴入式”经济学。他们都着眼于过去，以压低货币汇率、过度的货币宽松和税法调整为重点提振经济。而经济振兴真正需要的是大刀阔斧的结构性升级。
拜登任内中美关系改善的程度尚难预测，一个未知因素是其是否会继续推行美国对华为等中国大企业的制裁。
考虑到日本企业2020年对华为的销售额接近120亿美元，这件事非同小可。
如果菅义伟劝说美国重返《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而拜登选择重新加入，这可能会再度干扰中日之间的商贸关系。
但中国的规模使其成为日本必须学会适应的、不容商榷的生产基地。正如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经济学家斯科特·肯尼迪所述，我们这里所说的是“日本努力重启而非结束与中国的关系”。
来源 | 参考消息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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