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从“政协干部”到“劳改释放犯”，他申诉31年
罪犯的身份一直压着张军，让他感觉抬不起头。他背着罪名过了31年，收集的案件材料摞得有近一人高。
新京报记者 王翀鹏程
52岁前，张军有很多身份。医生、律师、政协干部，加上社会上的虚职，一张名片都印不下。52岁后，他成了劳改释放犯、申冤者。三十年只做一件事——“正名”。
1990年，时任山西省政协政法办公室主任、律师的张军因代理一起农村土地纠纷案，被认为犯受贿罪、诈骗罪和教唆拒不执行法院判决罪，数罪并罚，获刑15年。
曾经的荣耀和身份没能让他的申诉之路变得顺畅。往后几十年里，张军案先后经历了两次再审、两次重审。2001年，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否定了受贿罪和诈骗罪，但维持了教唆拒不执行法院判决罪的定罪。直到现在，张军也没能摆脱这个“尾巴”。
当年山西省昔阳县人民检察院指控称，张军先后对庞家峪村的多名村民说：“这是土地，他们搬不走，你们要团结一致顶住不要让他们把地分了”。他还特意向村民介绍了临县一个几百名群众拿木棒、火枪暴力争地的事例，教唆村民们掌握法院的动向，收集情况，向他报告。
山西省高院认为，张军身为律师，知法懂法，本应依法劝解群众执行法院判决，但他却煽动村干部动员、组织群众抗拒执行判决，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和恶劣的影响。
罪犯的身份一直压着张军，让他感觉抬不起头。他背着罪名过了31年，收集的案件材料摞得有近一人高。还专门绘制了一沓图表，上面写着各级公检法单位和各级领导的名字。截至2020年12月5日，他已经寄出了4489封申诉信。
转机出现在今年2月1日，申诉31年的张军等来了再审通知书。“这辈子就干这一件事，要在死之前给自己正名。”张军说。
▲张军收集的案件材料有一大摞，每份材料他都仔细看过。王翀鹏程摄
老张
张军承认自己老了。
他今年83岁了，看起来比同龄人精神。一米八左右的个子，脸上皱纹不多，一头浓密的灰发梳得整齐。他经常穿衬衣、羊毛衫，腰间扎着已经褪色的皮带，像个退休的干部。
但仔细看，他的眼皮垂得几乎盖住了眼睛，走路时双脚只能在地上摩擦，翻书的手时常发抖。白色的药盒子和掉漆的大号保温水壶，成了他随身携带的必备品。
老态还表现在记忆力上，他经常话说到一半就忘了主题，曾经倒背如流的时间和人名，偶尔也想不起来了。他还时常搞错年份，比如把1994年的事说成2004年。
社区里的邻居都叫他“张大夫”或“张律师”，也有人按照他之前在政协工作时的职称，喊他“张主任”。张军总是客客气气，让人叫他老张。
他们不知道，其实张军还有个称呼——“太原老张”。那是他在监狱服刑时的称呼。
早些年，张军腿脚方便时还经常下楼散步。他在楼后面的荒地上种蔬菜、鲜花，看到瓜果蔬菜长势喜人才会露出一点微笑。但大多数时候，家人见到的他是严肃古板的。
孩子们从小就怕他，现在也和他不亲近。他曾在过年时掀翻了儿子们的麻将桌，在大学读书的孙女因为染了金发，也被张军狠批了一顿。儿子们结婚买房，张军不出钱，有人说他不近人情，他一瞪眼：“没钱就打光棍”。
妻子郭章梅也处处顺着他，生活、饮食都按照他的习惯来。可这三十年，张军的眉头像被胶水粘住了，舒展不开。
1994年出狱后，张军和妻子搬出了政协大院，在位于迎泽区的一个老社区租房子住。
房子只有六七十平米，被分割成两室一厅，除了张军居住的卧室略大些，每个空间都显得局促：厨房能容下一个人，客厅也只够摆下一套沙发和一张木桌。除了墙上的几幅书画作品，屋子里再没有其他装饰。
前几年，张军去看望一个老同事，对方住在一所设施完备的高档小区里。看着漂亮的高楼，张军感慨：“如果不出事，说不定我现在也住这里。”
但他只是想想而已。相比住的好坏，更要紧的是他的案子能否平反。
按理说，今年春节张军的心情应该不错。2月1日，他接到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的电话，他申诉了31年的案子即将再审。法院工作人员还亲自去家里给他送了再审通知书。
亲戚朋友们纷纷向他道贺。他嘴上说着“好啊”、“高兴啊”，但脸上却看不出半点喜色。
执拗医生、高产律师
张军曾有一段辉煌的过去。
他21岁考上了山西医学院，当了21年医生，从普通医师升到院领导。他性格执拗，想做的事就一定要做到。有一次手术，因为助手缝合的样子不好看，被张军责令拆掉重新缝合。有医生劝他，技术上没问题，只是难看点。张军不依不饶，最后只能按照他的标准重新缝合。
他想出版一本关于古代炼丹术的专著，没人支持，他就用医院的电炉和玻璃烧杯，自己研究了几个月做丹药，还因此治好了一位老领导久治不愈的皮肤病。
▲年轻时的张军。王翀鹏程摄
医院偶尔会遇到医患纠纷，不懂法的医生们上了法庭，说不出法言法语，有几次，原本是医院有理的案子也败诉了。为了解决这个问题，1976年前后，作为院领导的张军参加了法律函授班，三年学满，正好赶上国家恢复律师制度，他顺理成章考取了律师资格证。
十年间，张军代理过一千多起案件。最多的时候，他一天出席三个庭审，是当地著名的高产律师。
上世纪八十年代，是他人生的高光时期。他被调往山西省政协，先后担任调研室副主任和政法办公室主任。
▲张军曾是山西省政协干部。王翀鹏程摄
当年的工作证上，47岁的张军戴着黑色的方框眼镜，穿西装、打领带。他住在政协大院里，结交的都是各行各业有头有脸的人物。在那个人均月工资几十块钱的年代，张军代理一个一般的案子就能赚几十块钱。
他曾在人大的年会上，以一宗案子为例直问有关单位，如果你们能给被告人定罪，还要法院干什么？还有一次，他作为律师在法庭上把检察官辩得说不出话，检察官嘟囔，你收了黑钱？这么卖力。张军当庭要和检察官对峙，让对方拿出他受贿的证据。最后还是检察长出面道歉才罢休。
出事前三个月，张军还在省人大相关会议上抨击县法院。时任县委书记很为难，试图和他解释，被他连珠炮似的怼了回去。
被告
因为这张“铁嘴”，张军也跌了跟头。
1989年，他代理了一起农村土地纠纷案，那场官司败诉了，自己也成了被告。
土地案发生在山西省昔阳县城西部的庞家峪村。村前有一块538亩的河滩耕地，之前一直被政府占用，荒了多年。1986年，村民们自发分割了耕地，承包到户。乡政府不同意，协同晋中行署（现晋中市）两次给村里下发文件，要求村民退出抢占的耕地。村民不退地，1988年3月26日，安坪乡政府将庞家峪村委会告到了昔阳县法院。
张军受政协领导指派，担任村委会的代理律师。1989年4月1日，土地案在昔阳县大礼堂开庭审理。
经过审理，昔阳县法院认为，庞家峪村所占土地所有权归国家所有，应交由安坪乡政府管理。一审判决庞家峪村委会退还土地。庞家峪村民不服，向晋中地区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1989年7月24日，二审法院书面审理了该案，驳回了上诉，维持原判。
1990 年3月，昔阳县法院要执行庞家峪村土地权属纠纷案。庞家峪村的村民坚决不退地，还和昔阳县法院发生了冲突。七名村民因“拒不执行法院判决”被法院逮捕。同年6月7日，昔阳县法院决定以相同的罪名逮捕张军。
▲村民被逮捕后，律师张军也因为“拒不执行判决罪”被逮捕。王翀鹏程摄
逮捕行动并不顺利。在政协的办公室里，张军一扬手把逮捕证掀到地上，大声说：“我不接受！”办案人员只得强行给他戴上手铐，拿衣服蒙住他的头。几天之后，张军在政协的政法办公室也被查抄了，贴上了封条。
张军在昔阳县看守所待了半年。1991年1月16日，昔阳县法院开庭审理了张军案，罪名改为“教唆拒不执行法院判决罪”。
除此之外，法院还认定了他犯受贿罪和诈骗罪。理由是他曾借打官司为由向庞家峪村索取18000元“实惠”，以及担任太原某公司法律顾问时，骗取了公司香烟、健力宝等物品自用，并报销了三张假的应酬发票。
一审判决，对张军数罪并罚，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退还索贿、受贿和诈骗的全部赃款。二审山西省晋中市中级人民法院维持原判。
在当年的报道中，昔日的名律师、政协干部张军是“法绳上的一条蛀虫”。“宣判时，礼堂内外掌声雷动，无不称快，张军那昔日专横、狡诈的脸吓得苍白，浑身不停地抖动着。”
“都是假的！”即使已经过了三十年，泛黄的纸张还是被他的手指敲得哗哗响。
▲张军被判刑后，多家媒体对案件进行了报道。王翀鹏程摄
张军在阳泉市荫营煤矿监狱住了三年多，因为身患重病办理保外就医，走出监狱。他没了工作，被吊销了律师证，断了生活来源，曾一度靠着自己种菜和变卖之前收藏的书画度日。
除了必要开销，剩下的钱都用在了申诉上。
申诉者
从服刑时，张军就开始申诉。现在他收集的案件材料摞得有近一人高。每份材料他都仔细看过，并用铅笔在有问题的内容旁边写上批注。
他专门绘制了一沓图表，上面写着各级公检法单位和各级领导的名字。乍一看，像一个账本。每当在报纸上看到部门的人事调整，他就剪下来夹在表格后面。再寄申诉信时，表格上的名称就变了。
怕申诉信寄不出去，张军自己研究出一套方法：每次寄信前，他要顺便寄两个空信封，一封寄给自己，一封寄到朋友那里。“如果两个信封都收到了，就说明那批信都寄出去了。” 张军说。截至2020年12月5日，他已经寄出了4489封信。
▲这些年，张军寄出了4000多封申诉信。王翀鹏程摄
他还开始学着使用智能手机。他注册了一个微信号，学了几个月，只学会打字和语音通话。
庞家峪村的村民们也替张军喊冤。他们每年都为他写申诉状。张军还记得，有一年冬天，村民们冒着风雪，提着鸡蛋和苹果到他服刑的监狱探监。
同行和朋友们也在倾尽全力帮他。
1995年，山西省高院再审张军案。
因为证据不足或情节轻微，省高院否定了此前昔阳法院和晋中中院做出的“受贿罪”和“诈骗罪”判决，但维持了“教唆拒不执行法院判决罪”的量刑，给案件留了个“尾巴”。
山西省昔阳县人民检察院指控称，张军先后对庞家峪村的多名村民说：“这是土地，他们搬不走，你们要团结一致顶住不要让他们把地分了”。他还特意向村民介绍了临县一个几百名群众拿木棒、火枪暴力争地的事例，教唆村民们掌握法院的动向，收集情况，向他报告。
省高院认为，张军身为律师，知法懂法，本应依法劝解群众执行法院判决，但他却煽动村干部动员、组织群众抗拒执行判决，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和恶劣的影响，事实存在，证据充分，构成犯罪。
2000年前后，山西省律师协会自发成立了“张军律师维权案特别委员会”，原山西省律师协会常务副会长王录林也在其中。他说，特别委员会设立了专案办公室，为张军做了大量的工作。他们写了无数份材料，邀请法律专家对张军案进行论证；山西省律协主办的《山西律师》杂志全文刊载了张军案的判决书、辩护词和专家意见。
这期间，张军曾看到过希望。
此后十几年，张军案又经历了多次再审和重审。2007年，昔阳县法院重审，曾指证张军教唆的村民们集体翻供，当庭表示张军从未说过“老人妇女打头阵”、“团结起来顶住执行”之类的话，之前作伪证是受了刑讯逼供。
还有旁听席上的一个农妇，直接高声对公诉人说：“你念的证据就不是我写的，我都没见过张军。”
申诉到底
后来张军听说，庞家峪村那片“惹事”的河滩地，当年判给政府之后荒了12年。2002年，昔阳县政府将538亩地分给农民耕种。虽然案件并未改判，但也算结果圆满。
但张军始终没能摆脱这条“尾巴”。
在反反复复的希望和失望中，张军过了三十年。当年牵涉在案件中的人，大半已经不在人世。但张军还没“翻篇”。
这些年，他的生活和其他退休老人没有什么不同：种花、养鱼、写大字。阳台的上摆满了他栽种的盆栽，以兰花为主，也有仙人掌和不知名的小花；爬满青苔的鱼缸里，几条红色的金鱼缓慢游动；简易的桌案上摆着毛笔、笔洗和成卷的宣纸。
但只要提起案子，他就来精神了。他能一连几天、每天滔滔不绝的讲八九个小时，肚子里的苦水似乎总也倒不干净。“我凭什么要遭受这种待遇？”张军一拍沙发，声音洪亮，瞪着眼睛。
▲2月初，张军和妻子在家里整理案件材料。王翀鹏程摄
前几年，张军生了一场严重的病，朋友们都以为他不行了。过了一个多月，他的朋友单碧君接到电话，“他说，我又活了，还没等到清白，不能死。”2月中旬，单碧君回忆。
张军说自己变了。最近几年变得不再较真了。“比如去合唱团指导唱歌，即使成员们唱得参差不齐，我也鼓掌；孩子吸烟喝酒，说两次没效果，就不再提了。”张军说。
但在外人看来，这样的改变并不明显。
前几天夜里，有人向他询问一个政协委员的名字，张军想不起来。他半夜从床上爬起来，从一摞摞材料中查到了名字才接着踏实睡觉。
2月初，张军说，如果这次再审维持原判，他还要上诉。如果所有的程序都进行过，还没能得到期盼的结果，他也能放下了。
但过了一周，他的说法就变了，“放不下！即使平反了，想起过去的三十年，我能放下吗？我到死也放不下。”他拍着沙发，越说声音越大。背后的墙上挂着一幅书法作品，“难得糊涂”四个毛笔字落在白色的宣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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