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的教训：越野赛组织者责任边界在哪？

　　原标题：生命的教训：越野赛组织者责任边界在哪？

　　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通过办越野赛来推销地方的旅游资源，带动当地经济发展，也能推动越野跑文化的普及，这本来是一桩皆大欢喜的好事。但越野跑终究是一项风险等级不低的户外运动，一旦赛事组织方和参与进来的选手对它没有足够的认知，好事就容易变成坏事。

　　越野跑天生属性就是多样的，赛道条件千差万别，人们发现很难用一个标准去约束所有的比赛。这就对赛事组织者和选手自己都提出了更高的能力要求。国内越野赛爆发的这几年，所谓的“烂比赛”层出不穷，对天气变化没有预判，应急指挥体系混乱，从而导致选手受伤甚至死亡的案例并非没有发生过，但都未引起严肃的讨论。

　　关于选手和赛事组织者各自应该承担哪些责任和义务、边界在哪里，本刊采访的多位赛事总监的共识是，一场越野赛的组织者，自己要对这项运动有正确的认识，不该做的不能做，该做的一点也不能省，比如搭建通畅的指挥体系、有随时准备叫停比赛或者启用备用线路的能力、迅速反应和应急救援的体系等。

　　主笔|张从志

　　作为一门生意

　　电话的那头，大宝人还在丽江。2017~2019年间，他在这里办了三届玉龙雪山超级越野挑战赛，从去年开始，他停掉了这项赛事。但因为一些越野圈的朋友仍钟情于这条线路，贪恋途中那些更加极致的、独属于西部山地的自然景观和肾上腺素带来的体验，所以今年，他们托大宝私下组了个团到丽江去重走这条线路。

　　大宝既是资深的越野跑者，也是一个赛事总监，前者是他的爱好，后者是他的专业，把玉龙雪山超级越野赛停掉，就是爱好与专业之间的一场博弈。“赛事本质上是一个商品，你要包装、推广、招商，要跟政府打交道，还要做项目管理报表、财务报表。”大宝说，“玉龙雪山的赛道虽然独具魅力，但运营三年下来，我们发现它在商业上已经无法持续了。一方面，它的赛事风险特别高，2019年的时候，在线路上还出现过山体塌方、森林火灾，而且因为它是高海拔地区，小气候特别复杂，我们需要投入大量的安全保障资源，比如高海拔的山地救援队、卫星通信设备等；但另一方面，整个比赛的收入，包括商业赞助、政府补贴还有报名费等，很难覆盖掉赛事运营成本。”去年又碰上疫情，所以大宝干脆放弃掉了这项赛事。有遗憾，但不得不为之，他的结论是，在西部的高海拔山区，要办一场越野赛不是容易的事情。

　　大宝，本名叫薛乾曜，原本是在上海一家外资公司里做部门经理，2008年，他在弟弟的带领下开始跑步，很快也就入了越野跑的“坑”。其后的几年里，他在国内外四处参加越野比赛，成绩逐步提升，留下的照片里，肤色愈发黝黑，身材也愈发精瘦。2013年，大宝去日本跑完了UTMF（环富士山超级越野赛），成为首位完成这项赛事的内地选手。UTMF的全程为100英里（约168公里），累计爬升海拔9000米，途经富士山及周边8座大小山峰，赛道艰险而奇美。这项赛事是日本著名越野跑者镝木毅于2012年创办，很快就成为亚洲顶级的越野赛，也是世界顶级的环勃朗峰超级越野赛（UTMB）的姊妹赛事。从日本回来后不久，大宝也创办了自己的赛事——宁海越野挑战赛，后来就干脆把工作辞掉，专心做起了赛事。

　　今年，宁海越野挑战赛已经进行到第9届，在国内越野圈已经是老牌赛事。按照往年惯例，春节过后，大宝的团队就要进入赛事筹备阶段，这项工作会一直持续到10月中旬比赛结束后。但是，甘肃白银山地越野赛造成21人遇难的事件发生后，国家体育总局紧急叫停了山地越野、戈壁穿越类的体育活动，很多赛事组织者陷入了尴尬境地。时间进入5月，离预定的比赛时间还有不到5个月，今年的宁海越野挑战赛还能不能如期举行？大宝跟我说，他还没有暂停宁海越野挑战赛的准备工作，不过只能尽量低调进行，他对下半年越野赛事的恢复仍抱有希望。

　　越野跑的圈子不大，即使这几年经历了指数级的增长，粗略估算下来，国内真正能跑越野赛的人也就在10万人上下。从参与者规模上来看，这仍然是一项十足的小众运动。也正因为圈子小，在其中活跃的人彼此都互知根底，谁的水平高，谁家的比赛好，一来二去，大家口口相传就都知道了。大宝本人还有他办的赛事在圈内口碑都不错，通常来说，“老炮”办的比赛都有赛事总监个人的烙印，比如大宝给人的印象就是节制、理性，但不失细节，所以他办的赛事风格也相对克制，不浮夸，但体验流畅。

　　正如大宝所说，办赛事终究是个商业行为。在商言商的话，人们关心的一点在于，越野赛到底是不是一门赚钱的好生意？如果不是的话，这几年里，为什么那么多的人和钱流到了这个领域，一年制造出上千场越野赛，造成了一片繁荣的景象？

　　大宝以玉龙雪山超级越野赛给我算了一笔账。2019年，他们办最后一届的时候，参赛选手大约450人左右，50公里级别报名费是1280元，30公里级别是980元，这已经是非常高的收费标准了，最后他们收上来的报名费是30万元左右，但赛事的运营成本在80万到100万元之间，也就是还有三分之二的成本需要通过其他收入来覆盖。但因为参赛规模有限，所以赛事本身的商业价值不会太高，赞助商的手笔也不会太大。如果一家公司想通过办比赛来赚到大钱，除了吸引更多的参赛选手以外，就只能在争取政府资金和压缩赛事开支上动心思了。

　　很多赛事公司一年也就做一两场赛事，所以公司规模都不大，日常的全职人员多则十来个人，少则三四人，去年受到疫情的影响，大部分公司都被迫削减了团队。“爱燃烧”社区的创始人KAKA告诉我，去年体育赛事停摆严重，到今年3月底4月初才陆陆续续开始恢复，但赛事数量相对原来还是大幅减少的。“正常来说，四五月份的一个周末会有80~100场比赛（包括马拉松和越野跑）。而全国能站上领奖台能拿奖的选手也就几十人，很多相互也认识，选择比赛的时候也会互相看一看，尽量避免硬碰硬。所以如果搁在平时，应该不会有这么多高水平的选手聚集到某一场比赛当中。”赛事数量减少的背景下，作为给赛事提供服务的第三方，“爱燃烧”在去年也遇到了困难，前两个季度几乎没有什么收入，迫使KAKA不得不压缩团队规模，只留下了最基础的团队，保持业务能维持运转。本来以为今年能够恢复过来，但一场突发事件又中断了这一过程。

　　来自民间

　　2013年，大宝从日本跑完UTMF回来后，就盘算着要做一场自己的赛事。那几年在国内开始出现的越野赛事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的发起者基本都是越野跑的深度爱好者，有过国外参赛经历，最初都是按捺不住冲动和一腔热情，拉起一个草台班子，就张罗起了自己的越野赛。民间性，在一开始就植入了中国越野赛的基因。

　　大宝当时住在上海世纪公园附近，那里是上海跑者的圣地。KAKA就是在这里与大宝结识的。KAKA，原名叫王烨，2013年，他因为在香港的越野比赛中受了重伤，每天无事可做，早上就绑着心率带，光着膀子在世纪公园一圈一圈地跑，希望能早日恢复，重回赛道。他后来撰文回忆那时道：“（我）经常能碰到同样绑着心率带、光着膀子在世纪公园一圈一圈傻跑的大宝。那时他刚从UTMF回来不久，是圈子里少有的完成过100英里越野赛并且出国参赛的偶像或‘大神’。我们在心中都隐隐觉得该为热爱的运动做点什么，最好还能赚钱谋生。”

　　大宝有一天告诉KAKA，自己看中了浙江宁海县的一条徒步道，想在上面做一场越野赛。“当时我们都很兴奋，觉得中国也需要一场像UTMF一样的、由最资深的跑者来筹划的赛事，因为只有跑者才真的理解跑者。”于是，大宝和KAKA带着一群上海白领就跑到了宁海，在县城的宾馆里落脚，开始筹划，上山探路。当地政府虽然心存疑虑，但并没有干涉，而是在一旁观望起来。宁海当时已经有一条国内最早、距离最长、运营很成熟的国家登山步道，所以当地人对接纳一场小型的越野赛有更好的心理准备。

　　第一届宁海越野挑战赛的赛道只有50公里，一共83人报名，实际79人参赛，67人完赛——这点人连去相关部门进行群体性活动审批的门槛都还没到。几个发起者以往都没有过办赛的经验，只能现学现做。KAKA回忆说，当时比赛的出发点在一个叫妙香寺的地方，赛事的发布会也是在寺里面找的一个房间，起点处拉了一个横条，也没有发令枪，有人大喊了一声，选手们就开跑了，而终点设在一个村里，他们给村民付了一点钱，在那里煮了一大锅粥。

　　事实上，在大宝之前，越野赛的摸索已经进行了好几年，不过那是一种带有本土色彩的、不自觉的尝试。大宝的好朋友罗锡评，人称老罗，他组织第一届西湖跑山赛时是在2002年，一共70多人参与，赛道全长28公里，报名费50多元，没有赞助商，也没有政府部门参与。老罗当时在西湖旁边开了一家户外用品店，据说他办赛的一个初衷是为了店里的鞋子卖得更好一些，不成想误打误撞开启了中国越野赛事的序幕。

　　老罗办赛的这一年，马德民辞掉了自己在兰州晚报社财经新闻记者的工作，来到了北京。马德民酷爱登山，他到北京谋得了一份体育记者的工作，后来成为《户外探险》杂志的编辑。2007年，马德民受邀去德国参加ISPO户外用品展会的报道，认识了参与UTMB（环勃朗峰超级越野赛）创办的户外品牌TNF欧洲区总裁米歇尔·波莱蒂（Topher Gaylord）。这次经历让他第一次了解到越野跑这项运动，也让他成为国内最早的越野跑文化推动者。

　　UTMB，是世界上最为著名同时也是商业化最为成熟的越野跑赛事，被誉为越野跑的圣殿，是全球越野跑爱好者的终极梦想。这项赛事是波莱蒂夫妇2003年在法国霞慕尼创办的，线路基于经典的环勃朗峰徒步路线（TMB），途经法国、意大利与瑞士三个国家后回到霞慕尼，赛道总长约168公里左右，累计爬升海拔近10000米。除了主项UTMB外，还有TDS（145公里，海拔爬升9100米）、CCC（101公里，海拔爬升6100米）、OCC（55公里，海拔爬升3500米）等三个不同距离组别和自导航自补给的PTL（294公里，海拔爬升23930米）组。

　　2009年，马德民把这项赛事推荐给了当时已经在极限马拉松领域小有名气的陈盆滨。但那一年的报名已经结束了，最后是在一个在霞慕尼开中餐馆的华人的帮助下，陈盆滨才勉强获得了一个外卡（体育比赛中通过非常规途径获得的参赛名额）。马德民还记得，UTMB当时对报名选手有一些资格审查，要求选手参加过相关的资格赛。陈盆滨只能把自己以前跑马拉松的比赛发过去，人家说你开什么玩笑，他们的参赛选手最起码是完成过50公里或100公里的越野跑。我们只能解释，因为中国当时还没有一个长距离的越野赛事。折腾了好几个月，UTMB才答应给了陈盆滨一个TDS级别的参赛名额。这是陈盆滨第一次参加国际性赛事，比赛过程中出现了水土不服，在体能分配和应对高山环境方面也经验不足，但他还是顺利跑完了101公里的比赛，而且拿到了该组别的第27名，这个成绩让帮他获取外卡的华人扬眉吐气了一回。

　　陈盆滨是第一位参加UTMB的中国内地选手，此后，国内越野跑者开始纷纷自发地走出国门。在这个过程中，2011年创办的Vibram香港100公里越野赛（简称“港百”）也起到了作用。港百是一项国际化程度很高的赛事，有很多高水平的外国选手参加，而且它也是UTMB和美国最著名的越野赛西部100的资格赛。2010年，马德民从《户外探险》杂志出来创办了赛诺传播，他后来受赞助商的邀请，成为港百在内地的推广人。马德民介绍说，2011年第一届港百，内地只有两个选手过去，到2012年，这个数字增加到60多人，2013年是300多人，2014年是接近600人——从这一年开始，港百开始控制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参赛名额，因为中国的跑者数量太多了。

　　KAKA也是港百的深度爱好者，他从2012年开始连续四年参加了这项赛事，即使在2013年的比赛中受了伤，也没有阻断他的热情。他的目标是跑入16个小时以内——只有不到10%的选手可以跻身此列——在2015年，他终于完成了这个目标，成绩为15个小时40多分钟。KAKA说，2010年前后，全国能跑完100公里的人最多就三四百人，但是短短几年，参加越野跑的人数就增长到了10万以上，一年的赛事数量也达到千场以上。

　　马拉松和越野赛之辩

　　国内不少越野赛都会打上“山地马拉松”或者“超级马拉松”的名号，往往就给人一个错觉：似乎越野赛是一种在山地之间举行的马拉松——本质上，它是一种马拉松运动。这样的误解不仅存在于外行，在很多参加越野赛的选手之间也很普遍。但其实，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运动，不只是在技术、场地、赛事组织层面，其面临的风险也是完全不同的。

　　之所以人们容易把马拉松和越野跑混淆，如果真要考究，可以从越野跑文化的两大源头说起。这两个源头，一个是美国，另一个是欧洲的阿尔卑斯山地区。美国的越野跑最早可以追溯至上世纪70年代的内华达山脉，那里有一条骑马比赛的路线，后来有好事者想到了人与马互相拉力的主意，当他们发现人也可以跑完100英里的时候，这场比赛就变成了人类自己的游戏，这就是古老的西部100英里越野赛的起源，它更强调距离，超级马拉松的概念就是由此而来。而在阿尔卑斯山地区，越野跑是从登山、滑雪、徒步等运动中衍生出来的，在非滑雪登山季，户外运动爱好者通过山间的奔跑来寻找乐趣。

　　《户外探险》杂志的前主编宋明蔚告诉我，国内越野赛的发展过程中，同时吸收了这两种越野跑文化，一种强调距离，会使用超级马拉松的概念，一种更强调户外经验。在西湖跑山赛前十来年的比赛里，老罗也发现，大约1/3的选手是来自跑步圈，2/3是户外圈的人，到后来，这一比例就发生了倒转，跑步圈成为越野赛选手的主要来源。越野的圈子里有句话，叫“越野跑是马拉松最终的归宿”，虽然是大家的一种自嘲，其实也算越野圈生态的真实写照。

　　不可否认的是，国内越野赛事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是得益于马拉松的蓬勃发展。“爱燃烧”社区对包括马拉松和越野跑在内的赛事都有过统计，KAKA说，2009年时，全国全年马拉松不足30场，到2019年这个数字已经超过了500场。“2009年时的马拉松爱好者如果愿意，可以一场不漏地参加完全国所有马拉松。而现在，如果他愿意，也可以一年就成为‘百马王子’。据统计，如今全国90%以上的马拉松比赛是在最近的十年中出现，其中80%的比赛则是在最近五年才出现。”

　　当马拉松赛事在各大城市如火如荼之时，一些人自然就看上了越野赛这个领域，所以更多的资本和圈外人都涌入其中。从2015年后，越野赛的数量每年都会翻上一番。但当他们进入后就会发现，办马拉松和办越野赛是两码事。

　　“马拉松是奥运会项目，它是非常标准化的东西，拷贝复制能力很强，可以完全按照一套逻辑去组织。世界上所有地区的马拉松都是42.195公里，多一米都不行，但是越野跑不一样，因为山和山之间不一样，哪怕同样是100公里的距离，同样是3000米的海拔，只要换了一座山，路线就不同，天气也不一样，不可控的、不确定性的因素很多。”曲丽杰（珊瑚）告诉我。她是国内第一个跑完巨人之旅的女选手，已经有20多年的户外运动经历。

　　而马拉松赛事的商业逻辑是，通过设置高额奖金来吸引高水平选手，从而提高赛事的竞技水平，打响知名度，然后吸引到更多选手的参与。如此一来，作为主办方的城市管理者收获了想要的声誉，而赛事组织者能获得不菲的报名和赞助收入，赞助商则拿到了品牌曝光度。运营良好的赛事可以实现多方共赢，运营者赚得盆满钵满。宋明蔚告诉我，马拉松经过这些年的发展，一场比赛的规模已经动辄两三万甚至三四万人，以北京马拉松为例，它的赞助商前两年是西贝筱面，这两年是华夏幸福基金，都是一些资本在后面运作。马拉松比赛的奖金也水涨船高，如今一个冠军可以拿到几十万元的奖金，厦门马拉松当年更是为破纪录选手设立了百万美元的奖金。这背后提供资金来源的，既有地方政府，也有阿迪达斯、耐克这样财大气粗的国际品牌。再看看越野赛，就显得寒酸多了——越野赛的赞助商主要是在户外运动领域，包括威斯、TNF、Salomon在内，在早期，它们赞助的形式经常是以提供产品为主，比如登山鞋、冲锋衣。

　　赞助商们不够大方，当然是因为越野赛的商业价值有限。2013年，晏懿在报社工作时，也试着办过越野赛，但做了两三年之后，就发现参赛的人数总是上不去，最好的一届都不到500人。人数上不去，赛事的商业空间就有限，所以办了几年就停掉了。后来越野赛的爆发有点出乎晏懿的意料，因为这个过程快得不同寻常。

　　越野赛的可持续发展离不开商业支持，但悖论在于，越野跑这项运动诞生之初就蕴含了一种反商业的精神。美国西部100的赛事中，冠军收获的只是一个腰扣，而且许多赛事出于自然保育的考虑，会严格限制参赛的人数——西部100直到现在也把参数规模严格限制在400人左右。国内外绝大部分知名赛事都是没有设置奖金的，因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几乎没有人会依赖跑越野赛来获得生计，无论是欧洲还是北美，即使那些精英选手，大部分也都有自己的本职工作，他们可能是当地的厨师、会计师、律师，也可能是公司职员。西湖跑山赛在2010年之前曾尝试设置过奖金，也吸引到了一些高水平的职业选手，但老罗觉得他们的调性和他的风格不太契合，第二年，他就取消了奖金。“不是说不喜欢他们，只是他们不是我这个赛事想要去影响、去触达的人群。”

　　风险与责任的边界

　　虽然商业价值没有马拉松高，但和马拉松相比，越野赛有个优势是，它的比赛场地大部分都是在山地，占用的城市公共资源少，不用政府大张旗鼓地封路，而且沿途也没什么观众，不需要出动大量工作人员维持秩序。如果不考虑其他的投入，对一些地方来说，办一场越野赛绝对是经济又实惠的选择。国内越野跑最兴盛的地方还是北京、上海、杭州这些经济发达的地区，但这些年，中西部地区的赛事明显增多。这些地方要吸引东部地区的选手，手段无外乎赛道风光，或者经济方面的奖励。

　　通过办越野赛来推销地方的旅游资源，带动当地经济发展，也能推动越野跑文化的普及，这本来是一桩皆大欢喜的好事。但越野跑终究是一项风险等级不低的户外运动，一旦赛事组织方和参与进来的选手对它没有足够的认知，好事就容易变成坏事。

　　在国内外越野赛的发展史上，选手伤亡的事件屡有发生。2013年，在巨人之旅的比赛中，来自中国的选手杨源在一个垭口失足滑坠，导致头部受伤，不幸离世，当时在圈内引起了很大的震动，但没有多少人会把这个归咎于赛事组织不力。

　　巨人之旅是当今世界上难度最大、参赛规模最大的超长距离越野耐力跑赛事，比赛在奥斯塔山谷地区进行，全程长达330公里，其间翻越接近25座垭口，累计爬升约2.4万米，选手必须在150小时内完成比赛。国际知名的越野赛都以“暴虐”著称，对外人来说，这就是一群疯子寻求痛苦和折磨的游戏，在其中发生意外，应该都是他们自愿接受的。

　　事实也的确如此。即使是殿堂级的UTMB，每年的比赛中，选手伤亡事件也不罕见，导致伤亡的原因各种各样，有摔伤、坠落、溺水、失温、迷路，等等。所以，这些赛事对选手的能力和户外素养有很高的要求，一旦你选择加入其中，则“风险自担”。

　　珊瑚和杨源关系特别好，杨源遇难前半个月，他们还一起跑过步，嘻嘻哈哈互相开玩笑。杨源的离开对她打击不小，但这并没有让她停下脚步。第二年，她也报名参加了巨人之旅，并顺利完赛。珊瑚告诉我，在她进入户外圈的20多年里，身边有不止一位朋友离开。“在户外，有太多不确定性了。这些事情的发生只会让我更加小心谨慎，更加意识到人生的无常，所以我更要抓紧时间去完成一些比赛。”

　　珊瑚最后怕的一次比赛，是在UTMB的PDL级别赛事中。她和队友爬一座山时遇到了大暴雨，赛事方取消了这一赛段的比赛，但他们却没有收到通知短信。等他们爬到山上的补给点，才得知这一赛段已经被取消。他们下山时已经是半夜两三点，雨还在下，能见度非常差，下山路极陡，他们只能抓着铁索缓慢下移。珊瑚当时不知道什么原因，竟然鬼使神差般地想要从前面队友身旁绕过去，被队友一把拽了回来。她定神一看，才知道旁边就是悬崖。

　　越野赛诞生之初确实非常强调选手自助性，很多比赛的招募通知里都会写上“完全自助或者半自助完成比赛”，应该带什么装备、补给，什么情况下退赛，都是选手自己决定。后来随着赛事组织体系的成熟，一些关于强制装备、赛事保障、应急救援的规则才慢慢形成。这也是一些选手用生命换来的教训。

　　马德民向我提到了2009年在德国最高峰楚格峰进行的越野跑比赛。那场比赛也是因为暴雨天气，在参赛的500名选手里，造成两人失温死亡，六人被送去急救。这场比赛后，各大越野赛事主办方开始将强制装备列入赛事规则。

　　尽管如此，越野跑天生属性就是多样的，赛道条件千差万别，人们发现很难用一个标准去约束所有的比赛。这就对赛事组织者和选手自己都提出了更高的能力要求。国内越野赛爆发的这几年，所谓的“烂比赛”层出不穷，对天气变化没有预判，应急指挥体系混乱，从而导致选手受伤甚至死亡的案例并非没有发生过，但都未引起严肃的讨论。

　　伤亡事件发生后，赛事往往会走向两个极端。一个极端是把责任都推给选手，认为他们应该知道赛事的风险，既然参与进来，就应该自担责任；另一个极端则是把越野赛办成“保姆型”赛事。“这些赛事会宣扬自己零门槛，完赛率高，全赛道补给，恨不得两三公里就设一个补给站，在那里好吃好喝地招待。”老罗对这样的比赛很不屑，“我们也有一些参赛选手觉得自己好像是来这里接受服务的，我有时就会建议他们去参加一些国外的比赛。到那里，你就会意识到，在野外，你必须得自己照顾好自己。”

　　熊猫超级山径赛的赛事总监晏懿说，通过路标的设置其实就可以看出一场赛事的质量。他参加UTMB感受最深的一个细节就是，他们在路标的设置上非常恰到好处。“每次快要找不到路时，路标就出现了。一看就绝对是非常有经验的选手放的路标。而国内有些比赛里，要不就是布置得太潦草，导致选手容易迷路，要不就是矫枉过正，密密麻麻的一大串，最后也不回收，造成浪费，也违背了越野跑的环保理念。”

　　选手和赛事组织者各自应该承担哪些责任和义务、边界在哪里，大家有一些共识，但还很模糊。“而在登山领域，这样的讨论已经很成熟了。比如你距离终点就算只有100米了，在哪些情况下，你必须下撤；比如登珠峰的时候，1点钟之前不能登顶，不管你在哪里。登山运动中有很多这种铁律。这些也都是血的教训换来的。登珠峰的死亡率大概在10%左右，相当于每十个人去注定有一个人回不来。登山者心里都明白，到了海拔8000米以上，一旦出问题，向导也救不了你，所以把自己变强是最重要的。”老罗说。

　　山野能煽动跑者的心，但也充满了不可控的因素。不管是大宝、老罗还是晏懿，这些赛事总监的共识是，一场越野赛的组织者，自己要对这项运动有正确的认识，不该做的不能做，该做的一点也不能省，比如搭建通畅的指挥体系、有随时准备叫停比赛或者启用备用线路的能力、迅速反应和应急救援的体系。

　　甘肃的事情让很多人知道了“失温”这个术语。其实在登山领域，攀登者们听到失温危险都会竖起汗毛来。原中国国家登山队队员孙斌多次徒步南北极，完成了七大洲最高峰的攀登，他曾经多次在攀登途中遭遇失温，险些被夺走生命。然而，他最危险的一次失温不是发生在徒步南北极或者攀登珠峰的过程中，而是一年盛夏在长白山天池附近。当时他在国家体育总局工作，负责给中国登山协会办的一场比赛探路。他穿着很厚的冲锋衣上了山，但碰上下雨把衣服都打湿了，刚走到一个垭口，天空刮起狂风，几分钟后，他就被冻得几乎没法行动了。这和很多人对失温的认知都不一样，这是一个进展很快的过程，如果没办法找到庇护所及时补充能量，失温很快就会对人体造成不可逆的伤害。

　　“这一次我们也希望能够唤醒大家的风险管控意识，不论是对赛事组织者还是选手自身。很多选手从路跑转向户外，虽然他们是路跑的高手，但是对户外风险的认识不一定是高手。如果把路跑比作在室内泳池游泳，那么越野跑就是在大海里游泳。你是室内泳池的冠军，但不一定能适应在开放水域比赛。”孙斌说，“当你在比赛途中遭遇危险时，首先能救你的就是自己。”

　　珊瑚到现在已经有20多年的户外运动经验，现在，她有时赛后进山去收路标，就算只有几公里的路，也要带上冲锋衣冲锋裤，以及火种、刀、绳具，平时一个人训练，她也要带齐所有的装备。“因为我要保证，如果在山里迷路，两三天内我可以独立生存下来。这是最低的限度，否则我不会贸然上山。而且每次进山，我都只走熟悉的路线，还要提前跟朋友报备，说我大概几点钟进去、走哪条路、几点钟能出山，如果超过那个时间没出来，你就要开始找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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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刊载于《三联生活周刊》2021年24期，点击文末封面图一键下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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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作者：张从志

　　微信排版：阿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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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朱学森 SN2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