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非洲猪瘟暴发三周年，这些会议和文件传递出什么信号
业内普遍认为，猪价的周期性波动是市场经济中一种正常的经济现象，“猪周期”不可能消失，只能减少波动幅度。
自2018年8月非洲猪瘟传入中国，至今已经整三年。
在“三年行动方案”确立的目标任务提前完成之际，8月6日，农业农村部等六部委发布《关于促进生猪产业持续健康发展的意见》（下称《意见》），重提95%左右的“猪肉自给率”。《意见》同时提出，“稳定生猪生产长效性支持政策”和“建立生猪生产逆周期调控机制”的要求。
7月28日，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稳定生猪产能的措施，促进保供稳价，增强猪肉安全供应保障能力。7月30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对下半年经济工作作出部署，再次强调稳定生猪生产。
7月29日，农业农村部召开部常务会议指出，随着生猪产能恢复和猪价回落，要及时把工作重点转到巩固成果和缓解“猪周期”波动上来，探索建立稳定生产发展的长效机制。
这些会议及政府文件传递着一个信号，在生猪产能已恢复到正常年份水平之际，政府正在努力降低对进口猪肉的依赖，同时着眼于稳定长效性的支持政策，更多用市场化方式缓解“猪周期”，从而避免猪价大起大落。
养猪业的深刻变化
这三年走下来，中国养猪业在发生巨变。
最明显的变化，莫过于规模化进程加速。农业农村部预计2020年生猪养殖规模化率能够达到57%左右，比2019年提升4个百分点，高于常年2个百分点的速度。
再比如，养猪巨头快速扩张。在非洲猪瘟暴发前，年出栏生猪1000万头的养猪巨头，只有温氏、牧原两家。到今年，根据各大养猪集团产能扩张情况的评估，该量级的养猪巨头数量将达到4-5家。其中，牧原有望超过4000万头。此外，年出栏100万头的养猪数量将超过10家，较疫情发生前翻了一倍多。
规模化养殖集团扩张，中小养殖户的逐步退出，原本是一个长期趋势，只是非洲猪瘟疫情加速了这一趋势。
布瑞克·农产品集购网研究总监林国发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农村地区劳动力的老龄化，新生一代又不愿意子承父业，再加上生物安全防控，导致养猪业准入门槛提高，这都不利于中小散户单打独斗。
与此同时，这三年来，中国养猪业一直存在的“公司+农户”和自繁自养两种养殖模式，也经受了考验。由于生物安全防控对养猪场硬件和日常管理要求较高，推行一体化养殖的企业，产能扩张明显。
在生猪产能布局方面，养猪巨头在延续2015年之后产能布局的同时，基于当地环境承载能力的考虑，还加大了在西南、西北地区的产能布局。今年5月1日在全国实施的重大动物疫病分区防控，以及国家对生猪主产区、主销区的划分，猪肉自给率目标的确定，既纠偏了此前无猪县/市的政策，也在一定程度上平衡着生猪产能布局。
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研究员朱增勇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养猪场对生猪安全的重视，不论是意识，还是能力，都因为这次疫情而有显著提高。生猪产品流通由调猪向调肉快速转变，冷鲜肉产量快速提升。此外，禽肉等肉类供给增加，叠加肉类消费结构优化，使得猪肉在整个肉类消费结构中的比重下降，猪肉供需均衡点变动。
生猪产能：过剩还是平衡
本轮“猪周期”由非洲猪瘟引发、叠加新冠肺炎疫情，导致“产能降幅之深和价格涨幅之大前所未有”。根据农业农村部监测，产能低谷时，能繁母猪和生猪存栏同比减少了40%左右。2020年2月第4周猪肉价格同比涨幅165%。
正是前所未有的高猪价，导致中国猪肉贸易企业全球买肉，引发进口量同比激增，进口依存度增加。与此同时，生猪养殖模式也发生改变，开始出现压栏。林国发称，在2020年前三季度生猪产能还未明显恢复时，生猪压栏有利于增加猪肉供应。到2021年，生猪产能快速回升，这种模式引发今年2月以来持续20多周的猪价下行。
同时，基于当前猪价暴跌，林国发认为，不宜直接判断为生猪产能过剩。从当前情况来看，生猪产能更大可能处于平衡状态。随着大型养殖企业产能持续释放，下半年生猪产能大概率过剩，行业进入拼效率、拼成本阶段。
出于对猪肉进口量激增的重视，2019年9月，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关于稳定生猪生产促进转型升级的意见》，首次提出“猪肉自给率”指标，确定了“保持在95%左右”的目标。
与之一脉相承，农业农村部等六部委8月6日发布的《意见》，明确提出了5—10年的行业发展目标，包括猪肉自给率保持在95%左右。
林国发称，如果将95%的猪肉自给率折算成猪肉、生猪，意味着政府希望将猪肉进口量控制在每年250万吨-300万吨，或每年生猪出栏量达到6.5亿-7亿头，处于2015-2018年的正常水平。
促进生猪产业“持续健康”发展
《意见》着眼于促进生猪产业“持续健康”发展。明确提出，稳定生猪生产长效性支持政策。
业内普遍认为，猪价的周期性波动是市场经济中一种正常的经济现象，“猪周期”不可能消失，只能减少波动幅度。
《意见》也提出，建立以能繁母猪存栏量为核心指标的逆周期调控机制，完善和强化调控政策措施，熨平“猪周期”波动。
朱增勇称，猪肉的市场价格，主要受到市场供求规律的影响。疫病、人口和消费结构、环保规制、贸易、规模化水平等因素，会影响“猪周期”的波动幅度和周期时间。
他提到，以往周期支持政策多于猪价上涨时出台，虽然助推了产能恢复，但同时也导致非理性的补栏扩产，给下一轮周期的产能过剩带来风险。猪价下行周期，更需要生猪基础产能的适度干预，以反周期生产调控为主，辅以短期政府储备肉收储，降低生猪产能的周期性波动，防止生猪产能因为调减速度和幅度过大，出现猪价过快上涨的风险。
林国发建议，农业主管部门要及时公布产业相关数据，减少市场猜疑。同时，养猪巨头要充分利用生猪期货套期保值，在猪价熊市的时候，避免被迫大量淘汰产能，导致后期猪价上涨。在猪价牛市的时候，通过卖出期货提前锁定利润，加快产能提升，这样有利于企业的长期规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