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南华早报》3月3日文章，原题：为什么拜登的中国政策团队应向唐朝而非欧洲历史讨教？从拜登在外交上的开局做法来看，他有可能重复前任的错误，因为对中国情况的误解依旧。中国有众多邻国，面临诸多复杂问题。西方分析家们把目光投向欧洲历史，研究了同样边界众多的欧洲国家的反应，认定中国的行为方式会与欧洲人过去的相同。这种分析借鉴了一种论断，战争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西方分析家还谈到“修昔底德陷阱”。尽管这个概念吸引人，但对（研究）中国如何处理相关问题没什么帮助。
要理解中国当前的做法，一个更好的出发点是唐朝的外交模式。唐朝是中国及邻国繁荣的黄金时代的一部分。就像欧洲的大部分历史一样，这是个没有一个国家能主宰整个地区的时代。唐朝的外交方针，基于一种认知——决定政策时需承认相互利益和自身利益。唐朝首都长安就体现出其外交方针。它有着对贸易、思想与和平的开放，以宗教宽容、文化、艺术和学习而闻名。它是一个受到思想和跨文化影响的大集市，如今在西安的食品和市场上仍能感受到这些影响。
唐朝外交家认识到，“德”和“义”不是抽象原则，而是对各国如何追求自身利益和与他人的共同利益的务实看法。尊重被视为是在这种关系中运用的一种力量。唐朝的这种外交需要，如今依然是中国当代外交方针的核心，是实施“一带一路”倡议的基础。它认为贫穷始终是稳定与安全的威胁。从这一历史角度看，它诠释了中国为何参与“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并希望成为“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一部分。这些多边平台承认共同利益，寻求在共同利益领域合作，而非加剧分歧。这是中国所青睐的国际交往和边境安全模式。
这种历史视角也诠释了中国对不尊重自己的那些国家的反应。尊重并不意味着逆来顺受。尊重是对现实权力关系和成就的承认。尊重意味着不诋毁你最好的客户——这似乎应是澳大利亚（等国）选择的道路。唐朝外交在维持和平方面成效显著。而西方外交成就的基础，是在无休止的血腥战争中管理冲突。
拜登身边有一批新的中国和亚洲专家。他们娴于外交，但这些技巧是建立在欧洲传统之上的。当各国评估如何最好地对华合作时，他们需要明白，与那些欧洲历史和欧洲对华侵略历史相比，来自中国和亚洲的历史类比提供了更好的洞察。（作者戴若·顾比）
新加坡亚洲新闻网 3月4日文章，原题：美国仍不懂中国，这会害了自己西方人不太理解中国，原因显而易见。首先，中国作为一个大陆性农业文明，有着悠久历史，有着强大的中央政府和统一的政治、社会、经济体系。这与西方历史上的地理分割和政治竞争截然不同。
中国的决策方式是长期、务实、符合国情的，这对西方传统框架构成挑战。在古代哲学熏陶下，中国决策者进行复杂的系统思考。他们知道系统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不能用僵化规则和程序来管理。中国决策的另一显著特点是强调集体生存而非个人利益。
如今，美国政府计划建立一个民主国家联盟来遏制中国。这将使所有人都变得更糟。（作者安德鲁·盛等，陈俊安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