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鲁金斯学会2日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10个中美应开展合作共同应对疫情的理由》，文章指出，只有通过全球合作才能控制住新冠疫情，而这需要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的积极参与。
文章指“过去的半个世纪里，中美共同应对了每一个全球健康危机”，其中包括艾滋病、SARS、H5N1、H1N1、H7N9、埃博拉……中美医疗团队在新冠疫情暴发以来，一直抱持着科学态度深入交流。在学术层面，疫情暴发以来，中美共同开展的研究合作前所未有，共同发表了超过100篇期刊论文，这比过去5年加起来的都要多。
“团结抗疫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呼声，加强中美抗疫合作也是两国有识之士的共同愿望”，汪文斌在今天（5日）的例行记者会上回应称。
3月2日，钟南山院士与美国传染病学家福奇博士在线上同框，在约一小时的视频会议中，双方探讨了全球抗疫合作、复工复产等话题，这也给外界传递出中美抗疫合作的积极信号。这也一度成为中国社交媒体上讨论度最高的话题之一。
“这恰恰说明了，在非传统安全领域上开展大国合作是没办法回避的，”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全球化与全球治理研究中心主任刘军红向深圳卫视&直新闻表示。
从广义上来讲，非传统安全是指非军事、政治和外交等新安全领域中的全球安全、国家安全和人的安全。其中囊括了恐怖主义、金融危机、严重自然灾害、气候变化、能源资源安全、粮食安全、公共卫生安全等在内的一系列全球性挑战。而这些全球性挑战对人类的威胁，并不会因为种族、性别、国籍、意识形态的不同而有差异。“这就是合作的天然前提，”刘军红指出，“它们带来的威胁不分主权，合作的时候我们也不需要一个盟主。各国需要建立一个多边机制共同应对。”
“毋庸置疑，布鲁金斯学会的这篇文章传递了积极的信号。至于美国政府有没有这样的意识？目前还很难讲。”刘军红指出，一个民间智库的表态虽然无法代表美国政府，但仍然可以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
民间合作成果显著 为什么仍然不够？
从今天汪文斌的回应中我们也能看出，在民间的抗疫合作上中美之间成果丰硕：2020年3月1日至2021年2月28日，中国向美国出口口罩约438.5亿只，外科手套约11.9亿双，防护服约9.5亿套，护目镜约5403万副，呼吸机17585台。中国很多省市、企业和团体也向美方积极提供了医疗物资捐助。中方专家、医务工作者、非政府组织等与美国同行们分享防控和诊疗经验。中美双方制药企业和科技界人士也就疫苗及药物研发保持着沟通与合作……
“民间交流虽然能动性很强也更加自由，但在数量、能力、范围等各个层面，跟政府间的合作根本没法比”，刘军红表示，如果要全面地控制住疫情，还是需要政府层面多沟通，促进全球抗疫合作，并且吸取现在的教训建立起一套更加完善的、能够有效应对大型传染病的长效机制。
我们注意到，无论是涉及疫苗、病毒溯源还是全球合作抗疫等议题上，中方都在不断强调“支持世卫组织进一步发挥作用”，希望能够在世卫组织的领导之下开展相关工作。
“世卫组织的领导力体现在对资源的调配能力上，”刘军红分析称，“但现在世卫组织仍然比较弱势。”刘军红指，未来，在面对一个新的公共卫生危机时，各国能否真正做到让渡资源给世卫，仍是未来各国应该探讨的问题，“甚至应该落实到政策层面。”
怎么又是溯源问题？
虽然美国的民间智库在此时传递出了积极信号，但是在病毒溯源的问题上，部分媒体仍然揪着中国不放。
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当有记者问及近日一些科学家发表公开信呼吁对新冠病毒起源进行独立调查时，汪文斌立刻纠正了记者的措辞：“中国和世卫组织开展的是联合溯源研究，不是调查。”
如果使用“调查”一词，很容易落入有罪推定的圈套，掉入一个很荒谬的逻辑里。病毒溯源问题不是一个法律案件而是一个科学问题，这些发表公开信的人不是检察官而应该是求真求索的科学家，中国更不是一个“嫌疑人”而只是最早遭受疫情冲击的国家。带着答案回头找证据显然算不上科学精神，病毒溯源作为一个科学问题自然也不能这样操作。
汪文斌接着强调了四点，进一步阐明了中方立场。首先，此次世卫专家组是独立、专业、由多方组成的溯源团队，既有科学独立性，也有广泛代表性；其次，对于此次溯源工作，中国政府提供了大量的支持与保障工作，而专家组溯源工作的具体内容，“专家实地参访需求由专家组自行提出，访谈对象和访谈内容由专家组现场自主确定，报告由专家组自行起草。”第三，溯源工作是一项科学任务，我们反对政治化的行为，反对“有罪推定”式的调查。最后，在溯源工作上中国已经做出了表率，那也希望有关国家采取科学合作态度，同世卫组织开展溯源合作。
从世卫专家组的合理性，再到溯源工作于程序上的正义性，汪文斌都给出了中方坦坦荡荡的回应。
事实上，中方一直以来都在呼吁合作，无论是溯源合作、疫苗合作，还是其他领域的抗疫合作，中方一直在传递积极的信号。布鲁金斯学会在文章的最后也指出，中美之间如果能在疫情领域找到合作的契机，也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建立互信，共同应对其他的全球性挑战。
“从非传统安全领域切入，循序渐进地摸索出更多的合作角度，寻得更广阔的合作空间，能做到当然很好，”刘军红进一步分析，“至于美国或是西方国家的政府，愿意听哪一方的意见，我们仍要再看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