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3月12日，美日印澳“四国安全对话”（QUAD）举行了首次首脑峰会。作为美国拜登总统上台以来第一次主持的多边峰会，凸显出印太区域对美国新政府战略设计中的重要性。
从这个角度来看，拜登政府不但将继承特朗普“印太战略”的核心内容，尽管名称在未来可能会有调整，而且还将进一步强化。“四国安全对话”正在从纯粹安全领域的地区合作向着更高层次的战略同盟前进。
“四国安全对话” 机制最早是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在2007年提出，意图促进美日印澳之间的“菱形”安全合作。但是，该机制自提出以来，长期进展不大，特别是最具有象征意义的四国联合军事演习一直未能实现。然而，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动，“四国安全对话”越来越受到美国的重视，开始不断提高合作级别和广度。
2019年9月，四国在纽约召开第一次成员国外交部长会议，2020年10月在东京召开第二场外交首长会议。时隔不到半年，四国又将对话提升到“首脑级别”，并承诺以后每年举行一次外长会议，年底前举行一次首脑峰会，背后体现出美日印澳在当前国际形势下加强全方位合作的紧迫感。
与此前两次部长级会谈不同，本次峰会声明只字未提中国，有意淡化该合作机制的反华“色彩”。但是，正如参与峰会的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苏利文（Jake Sullivan）所指出，峰会的焦点不在于中国，但是峰会却会让拜登政府可以“强势地位”跟中方展开会谈。考虑到随后中美将在美国阿拉斯加的安克雷奇，这个距离两国首都几乎同等距离的地方，举行“2+2”高层会晤，此次四国安全峰会的意义更为凸显。
特别是从峰会后公布的声明来看，四国合作领域包括新冠病毒疫苗、以规则为基础的海洋秩序、关键和新兴科技的合作，例如半导体供应链安全等，都是一向被视为中方挑战的议题，透露出制衡中国影响力的强烈意味。所以，《日经亚洲》在报道中指出：应对中方崛起是促进四国安全对话机制“心照不宣的黏合剂”。
从合作内容来看，“四国安全对话”已经突破纯粹的安全领域，快速向经济领域扩展，特别是在重塑全球产业链方面。一方面，军事安全领域的合作几乎已经遇到天花板。作为该机制中唯一与美国不存在军事同盟条约的国家，印度是实现四国安全合作的关键。
在这方面，美印之前已经快速取得了多项成果，例如从2016年以来，印度与美国签署了多项基础协议:后勤交换备忘录协议(LEMOA)、通信兼容和安全协议(COMCASA)，军事信息总体安全协议(GSOMIA)，以及能够共享军事地理空间数据的“地理空间基础交流与合作协议”（BECA）。印度正在事实上成为美国的“非条约同盟国”。这也使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双边同盟体系正在迅速向多边同盟体系转变。
去年11月份，澳大利亚也首次参加了四国同时参加的年度“马拉巴尔”海军军演，将四国间的军事合作再次提升。但是，作为不结盟运动的倡导者，印度很难放弃长期以来所坚持的外交政策，更难以接受负有军事义务的同盟条约。所以，四国安全合作也只能止步于此。
另一方面，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今天，军事竞争的重要性已经让位于以经济和科技实力为基础的综合国力的较量。冷战结束后，世界经济和科技的快速发展得益于不断加深和加快的全球化，特别是相互依赖基础上的国际合作。特朗普政府推动中美经贸脱钩的企图已经失败，因为它违背市场逻辑。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拜登政府已经完全放弃了该企图。
本次峰会声明在经济领域合作所透露出来的弦外之音，依然是打造排除中国的产业链，从关键领域继续推动针对中国的“脱钩”。例如，四国计划重新建构稀土供应链，研发低成本、低放射性废料排放精炼技术，让公有金融机构为稀土相关企业提供融资，同时将起草稀土出口国际规则。这些动作无疑都是在挑战中国稀土在国际市场上的主导地位，降低对华稀土产品的依赖。美日印澳在新冠病毒疫苗生产和分发领域的合作，事实上对华展开“疫苗外交大战”。
四国合作明显表露出割裂世界和市场的“冷战思维”，试图强推国家意志以对抗市场的力量。尽管这种合作确实给我国形成了巨大的外部压力，但是只要我们能够坚持改革开放，就能够利用市场的强大力量抵抗任何试图围堵中国的企图。正如华盛顿智库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副总裁方艾文（Evan Feigenbaum）和研究员詹姆斯．施维姆林（James Schwemlein）在联合发表的文章中所指出，如果四国安全对话成为一个“以针对中国为主的俱乐部”，那么该机制不会长久。
（看看新闻Knews编辑：赵歆 郝苗苗）
